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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危机下的中国和平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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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2-6 0:13:00 | By: 军事迷 ] |
自1945年美国两枚原子弹分别投在日本的广岛与长崎，人类进入了真正核时代。核阴云从此再也没有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在1964年之前，中国无数次感受到了来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连日益衰败的英国也曾经计划对我国进行核打击。即便在我国成功拥有核武器之后，超级大国仍然试图利用他们的核优势来威吓我国。
中国战略核力量的持续增长和核威慑理论的完善让中国日益感觉到安全。核威慑力量的存在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这一决定性的因素。可惜，核武器不能包打天下。仅仅拥有核武器并不足以起到完全遏制敌对势力野心的使命。由于我国的军事力量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在某些并不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屡屡失分。自海湾战争以来，我国日益感觉到了自身高科技常规战争能力不足的局限性。
任何国家，在力量允许的情况下都要追求更为广阔的安全边疆，并力图对自己的利益边疆进行更好的军事保障。这种追求的结果就是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又是以实力为保障争夺的。现实政治条件下，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仍然没有脱离弱肉强食的本质——虽然这一原则由于人类整体道德水平的提高和现实利益的需要而一定程度上被粉饰。作为国家较量的最高形式，军事力量仍然是国家硬实力的基础资源。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等方面，要么是军事力量的潜在资源，要么可以帮助军事力量获得优势地位。
美苏冷战期间，在核威慑、大国平衡、庞大的军队规模以及实力不济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与其他主要势力关于安全边界的冲突并不太大。然而，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一切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国平衡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已经崩溃。庞大的军队规模也由于战争形式和战争技术的变化而日益变得大而无当。改革开放却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实力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我国军事力量建设的潜在资源，还提高了我国对于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的诉求。
与上个世纪前半段不同，世界各主要势力对于战争有更为理性的看待。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创痛加上核武器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另一种威胁加剧了。冷战之后的多场局部战争与冲突已经事实上说明了霸权主义国家的战争原则。美国并不愿意与哪怕已经衰弱了的大国进行全面的战争，反而力图依靠自身的军事技术优势打击一些不服从指挥的中小型国家。远程精确打击技术的点毁伤效果对于美国来说是新的曙光。战争的摧毁面以及附带杀伤都被大为减少。虽然大国在这些中小型国家也存在利益，但是大国几乎很难在这些区域内与美国进行战争。政治目的决定战争手段。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科索沃战争。俄国一再强调自身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却无可奈何。昔日的超级大国所能做的不过是总理普里马科夫在飞往美国的途中听到开火消息后决定返航。
中国人可以自豪地宣誓我们不害怕一场核战争，也不害怕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由于战争目的的拔高而导致战争手段的多样。作为一个实力体，在类似的战争中所能够考虑的就是消灭对手。因此其对于潜力的使用几乎毫无顾忌。胜利者也很难在这类战争中捞到太多的实惠。在战争研究日益深化的今天，这一形式的战争几乎被所有的大国所逃避。然而，当前日益增加的利益摩擦，没有国家的最核心利益，甚至连核心利益层面的都比较少。在有限的目的之下，战争规模就比较容易限制。在有限规模的战争中，美国的对手将可能面对着无法达到以潜力消耗对手实力的窘境。通过技术优势，获得一场针对大国的局部战争胜利对于美国来说是具备可行性的。
原本想要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最为有效办法是获得更为强大的高科技战争能力，以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然而，这一举动又存在着隐患。既要考虑经济实力，又需要考虑军事实力的急剧加强所带来的亲和力下降将可能增加美国的盟友。美国若想与中国进行局部战争，必然希望减少代价的付出。如果世界主要国家都不认为美国存在对中国进行战争的道德层面理由而美国仍然一意孤行，那必然会导致全世界各主要国家联手抗击美国的局面。与伊拉克不同，中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而世界主要国家和中国处于同一状态。即便美国已经公然藐视联合国的权威对伊拉克进行打击，但各主要大国仍然心存侥幸。在各主要大国眼里，毕竟大小有别。然而，当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主要国家被美国仅仅以一个难以在道德上成立的理由进行打击的时候，将打破各主要大国最后的幻想。
另外一个问题也同样制约着美国。那就是中国方面对于高科技常规局部战争的反应。美国发动高科技局部战争的目的是有限的。如果中国将战争的目标升级为让美国认输这样一个很难衡量利益多寡的结果，全面战争就成为了选择。这完全取决于中国对利益的衡量方式。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比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评估。有时候，长远规划的利益未必就一定能拿到。然而，不谋万世者又不足谋一时。因而，中国方面的选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是美国所担忧的。当年中国能选择抗美援朝这样一个美国难以想象的选择，那又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日趋温和与外部压力日益增大是分不开的。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的温和外交政策已经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温和的外交政策与蓬勃发展的经济联系共同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中国威胁论嗤之以鼻。他们所更为看重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顺风车。谁也不再相信中国试图依靠军事力量去征服谁。反而是中国经济给世界主要国家带来的压力要大得多。
美国的目标是独霸，把握住美国这样一个本质，就可以更为稳重地与美国进行斗争。无论中国的目标是什么，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都会形成对美国的潜在军事冲击。美国总有顾不到中国的时候，他担心中国军事力量在这个契机下急剧壮大。美国想要安心地实现独霸梦想，就必然要遏制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军事地位与经济地位尚有差距，同时中国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又非常克制，美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以适当规模战争打乱中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契机。
至于全面战争的信号，并非一定要用直接的方式表达，这样缺乏足够的效益。一旦中国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过分激烈，就将导致我国亲和力的下降，从而使得美国所希望获得的道德优势有所增加。而且兵法之虚实兼济美国未必不懂。在和前苏联较量的时候，美国就见识过赫鲁晓夫在最后时刻的溃退。阳谋反而是最为有效的表明我国态度的方法。中国并不因为自己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军事实力的一定提高就忘乎所以，反而仍然限制自身在利益上的欲望。在这一方面，看来我国所选择的是长远利益。以退为进的刺猬策略也可以让美国无从下嘴，要么就是全面战争，要么就不与中国发生冲突。
中国是不想与美国发生战争的，美国却未必反感常规局部战争。台湾问题是中国难以割舍的又有可能限制战争规模的地方。笔者并不认为我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有任何的商量余地。一旦战争打响，哪怕流尽最后一滴台湾也不能丢。可是，美国的判断却未必如此。毕竟，判断终究是主观的。无论从统一本身而言还是从我国的目标而言，和平统一既是战略又是战术。台湾问题时间有利于我，和平统一具备现实基础。和平统一政策也能够使得中国获得更大的国际亲和力，避免美国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从而即便发生战争也能掌握最大的道德优势。无论台湾问题最终以什么方式解决，也绝不能让美国获得台湾问题的主导权。
美国有了应对前苏联的经验了，对于从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角度上进行直接挑战的方式已经应对颇有章法，反而对于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崛起理念、和谐世界理念以及所谓的中国模式感到无力掌控。正因为这些，美国才会乱了章法。美国在“中国威胁”尚未从军事上成型之前以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实施对于中国的围堵，已经从道义上失分。可以说，中国这些年来军事力量发展对亲和力影响比较小的局面是与美国分不开的。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考虑的不是中国所采取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先发制人未必每每受益，后发制人也是经常看到的。攻势防御和积极防御，实际上就是后发制人的经典思维。
需要注意的是，和平外交并不是投降外交。和平外交是为了国家崛起。将和平外交与国家崛起联系到一起，那就是和平崛起的实质。而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免不了各种势力会对我国进行挑衅。笔者曾经在多篇文章中都强调了和平崛起本身并不逃避战争。在必要的时候，战争甚至是和平崛起的组成部分。最为危险的方向是日本。钓鱼岛问题，几乎已经成为了和平条件下无法解决的死结之一。特别是日本与中国处于同一体系之下的这一客观环境，成为了中日两国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笔者对于中国军事力量逐渐实现在钓鱼岛方向对日本的压倒优势充满信心。十数年后，钓鱼岛方向所需要考虑的恐怕更多将是战争需要付出的亲和力代价而非胜负问题。因此，我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紧守底线的策略是正确的。只要钓鱼岛不彻底丢失，我们就还有回天之术。如若日本想要在中国的力量不够的前提下突破这一底线，则我国的亲和力损失也应当可以降到最小。这一点，和台湾问题是类似的。
外交为内政争取必要的空间，而内政则是外交的基础资源。和平外交服务于内政建设，同时也基于内政而存在。内政外交的最终目的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一核心利益要求无论是内政和外交都不可偏废。战争危机下的和平外交，凸显了我国对于自身内政改革的信心。至少在当前状况下，我国没有走上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道路。这一选择，即能说明我国崛起思维的实质。笔者也相信，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大国崛起道路将在中国人手上被书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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